原创 晓木林 晓木曰兮历史系 配资实盘网上配资炒股
雪域高原的风云变幻，始终与中原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当历史的指针指向17世纪中叶，清朝的建立为西藏地区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到清朝中央政府逐步完善对西藏的治理，这近二百年的岁月里，西藏大地上演绎着权力更迭、宗教传承与民族交融的壮阔史诗。
固始汗，这位蒙古和硕特部的杰出首领，在控制西藏后，与格鲁派携手构建了甘丹颇章政权。他身兼甘、青、康及卫藏地区的汗王，成为全藏族地区的统治者。为巩固统治，他派遣八个儿子率军驻守青海，建立和硕特部的根据地，以康区赋税供给青海部众，将卫藏赋税供养达赖、班禅，为格鲁派寺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本人及两个儿子则长期拥兵坐镇拉萨，在拉萨以北的达木地区（今当雄）驻扎重兵，形成了蒙古汗王统治的格局。在这一政权架构中，西藏地方的高级行政官吏和世俗贵族由固始汗任命封赐，其中最为重要的官职便是第巴。而卫藏地区的行政命令，必须经由固始汗盖印方能发布执行，第巴仅负责副署盖印，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展开剩余94%敏锐的固始汗察觉到明朝的衰落与后金的崛起，积极寻求政治靠山。早在占领青海之初，他便遣使前往盛京（今沈阳）朝见皇太极，开启了与后金的交往。入据西藏之前，他与五世达赖喇嘛、班禅四世等商议，由四世班禅出面，联合第悉藏巴等政教首领，派遣以伊拉古克三为首的代表团前往盛京。1642年，代表团抵达盛京，皇太极亲率众人出城迎接，行三跪九叩之礼，彰显了后金对蒙藏各部的重视。皇太极给予代表团优厚赏赐，并于次年遣使随同伊拉古克三一行赴藏，分别致函赏赐固始汗、达赖、班禅及第悉藏巴等政教首领，为双方后续的密切联系奠定了基础。
1644年（顺治元年），清朝定都北京，与西藏地方的联系愈发频繁。次年，固始汗派其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前往北京，上书顺治帝，表示对清政府的谕旨“无不奉命”。他还与五世达赖喇嘛共同遣使清朝“表贡方物”，得到了清朝的丰厚赏赐。此后，蒙古和硕特部汗王与西藏地方宗教首领几乎年年遣使入京，通贡不绝，清朝也始终厚给回赐。为进一步加强与中央政权的政治联系，固始汗上书清朝，称“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并积极鼓动五世达赖喇嘛接受清朝的邀请。
1652年（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带领大批随从启程赴京，年底抵达北京。顺治帝在北京南苑以狩猎的形式不拘礼节地迎接会见了他，“赐坐，赐宴，待以殊礼”，还赏赐了金、银、大缎、珠宝、玉器等大量礼品。五世达赖喇嘛则进呈了珊瑚、琥珀、青金石念珠、氆氇、马匹、羔皮等千件贡礼。在京的两个月里，五世达赖喇嘛应邀两次进入皇宫参加顺治帝专门为其举行的盛大国宴，还参与了一些满族亲王、蒙古汗王举办的宴会，进行了一系列佛事活动。他为专程从大漠南北、山西五台山赶来的蒙古科尔沁秉图王及汉族僧侣，为御前侍卫拉玛，为成百数千人讲经传授各种法戒，撰写启请、发愿、赞颂及祭祀祈愿文等，所接受的礼金、各类礼品、法器以及社会各阶层的馈赠不计其数。清朝在北京专门修建了黄寺，供其居住。1653年初，在五世达赖喇嘛返藏途中，顺治帝派官员赶到代噶（今内蒙凉城），赐给五世达赖喇嘛金册金印，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自此，清中央政府正式确认了达赖喇嘛在蒙藏地区的宗教领袖地位，历辈达赖喇嘛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与此同时，清政府还派大臣与五世达赖喇嘛一同前往西藏，给固始汗赉送以汉、满、藏三体文字写成的金册金印，封其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承认他统治藏族地区的汗王地位。清朝的支持为新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654年，固始汗去世，诸子为争夺汗位相持不下，导致汗位空悬四年之久。最终经妥协，由达什巴图尔主持青海各部，达延汗主持西藏政务。然而，他们缺乏长辈的威望和才能，而五世达赖喇嘛凭借朝廷的支持，权力及威望日益增强。1658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巴索南饶丹去世，经过两年协商，最终由五世达赖喇嘛任命其亲信仲麦巴赤列嘉措出任第巴，这标志着任命第巴的权力从蒙古汗王转移到达赖喇嘛手中。1662年，四世班禅大师洛桑曲吉坚赞去世，西藏的政教权力进一步向达赖喇嘛集中，但在军事上，格鲁派仍需依靠和硕特部的保护。1668年，达延汗去世，汗位再次空悬三年，直到1671年才由达赖汗继位。五世达赖喇嘛在后期着力扶植仲麦巴赤列嘉措的侄子桑结嘉措掌权。1676年，五世达赖喇嘛提名当时年仅24岁的桑结嘉措出任第巴，因时机尚未成熟，桑结嘉措谢绝任命，由达赖喇嘛的却本洛桑金巴担任，并约定三年后让位。1679年，达赖喇嘛再次提名，桑结嘉措正式就任第巴职务。
1682年，五世达赖喇嘛去世，桑结嘉措为保持自身地位、稳定局势，以五世达赖喇嘛临终有安排及与拉达克的战争正在进行为由，与少数亲信决定秘不发丧，“伪言达赖入定，居高阁不见人，凡事传达赖之命行之”，继续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掌政。桑结嘉措深知，必须依靠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敕封，自己才能名正言顺地统治西藏，因此极力向清朝请求敕封。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他借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上奏朝廷：“臣已年迈，国事大半第巴主之，乞请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康熙帝经过反复考虑，封桑结嘉措为“法王”，同时赐给“掌瓦赤喇但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为防止权力被和硕特汗剥夺，桑结嘉措还与新疆的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建立联系，利用准噶尔部和和硕特部的矛盾牵制和硕特汗。在噶尔丹与清朝的斗争中，桑结嘉措以五世达赖喇嘛的名义为噶尔丹说话，遭到康熙皇帝的申斥。此外，桑结嘉措还违反格鲁派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惯例，一手包办五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于1685年秘密选定在门域出生的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直到1694年清朝打败噶尔丹，从准噶尔降人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早已圆寂的消息并严辞责问后，桑结嘉措才向清朝报告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多年且转世已认定的事实。经清朝同意，1697年，仓央嘉措被接到后藏浪卡子宗，由五世班禅为其剃度授戒，随后迎至布达拉宫坐床。
五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的蒙藏统治集团矛盾逐渐加深。桑结嘉措依靠政治权谋和手腕维持地位，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在清朝和准噶尔部的斗争中错误地支持准噶尔部的噶尔丹，与清朝产生矛盾。1701年，达赖汗去世，拉藏汗继位。自拉藏汗上台后，他与桑结嘉措的关系迅速紧张。1703年，双方部下在拉萨发生争斗，经三大寺高僧调解，矛盾暂时缓和。桑结嘉措辞去第巴之职，由其子卓萨继任，拉藏汗则前往当雄居住。但这种妥协难以长久维持，1705年，第巴·桑结嘉措集结各地兵力到拉萨，与拉藏汗再次爆发武装冲突。拉藏汗从当雄兵分三路反攻，在澎波决战中，桑结嘉措兵败被擒杀。拉藏汗进入拉萨后，立即派人到朝廷报告事变经过，并奏称仓央嘉措是假达赖喇嘛，平日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请求予以废黜。康熙皇帝认可了拉藏汗的行动，派护军统领席柱、学士舒兰为使到西藏封拉藏汗为“翊法恭顺汗”，同时下令“拘假达赖喇嘛”及桑结嘉措妻、子解京。仓央嘉措在解往北京的途中，“行至西宁口外病故”，年仅二十四岁。拉藏汗另找了一位格鲁派僧人意希嘉措立为达赖喇嘛，清朝在派人带领青海蒙古诸台吉的代表进藏询问五世班禅后，于1707年批准意希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1709年派人进藏册封并赐给金印，由五世班禅主持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仪式。
然而，拉藏汗废立达赖喇嘛的举措引发了新的矛盾。三大寺的一些僧人和在青海的和硕特部中不满拉藏汗的贵族首领不愿承认意希嘉措，他们将仓央嘉措“天空洁白的仙鹤，请它双翅借给我，不会远走高飞，到理塘转转就回”的著名诗歌视为预言，秘密派人到康区理塘寻访，最终找到1708年出生的格桑嘉措作为仓央嘉措的转世，并将其转移至康区北部的德格地方加以保护。清朝对此难以处理，下令将格桑嘉措送到塔尔寺居住。拉藏汗与青海蒙古首领的不和引起康熙皇帝的担忧，1709年，康熙帝派遣侍郎赫寿到西藏“协同拉藏办理西藏事务”。
西藏混乱的政治局势被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所利用。他先是将女儿嫁给拉藏汗的儿子，以联姻迷惑拉藏汗，随后于1717年以护送女儿、女婿的名义选派精兵长途奔袭西藏，同时派遣一小股军队前往塔尔寺，企图劫持格桑嘉措以号召人心。当准噶尔军到达藏北草原时，拉藏汗才察觉形势不对，匆忙召集人马抵御。尽管准噶尔派往塔尔寺的军队被清军击溃，但到藏北的准噶尔军仍宣传他们已接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将送到拉萨，以此涣散拉藏汗的军心。在战争胜败难定的情况下，拉藏汗仓促撤回拉萨城，试图坚守等待清朝派兵救援。但准噶尔军得到不满拉藏汗的僧俗人众的配合，迅速攻破拉萨城，拉藏汗逃进布达拉宫，不久在突围时被杀死。准噶尔军废黜意希嘉措，自行委派官员，向僧俗勒索财物，对不服从的寺院和地方派兵烧杀抢劫，使曲科杰寺、敏珠林寺等著名寺院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原本对准噶尔军抱有期望的人也大失所望。
1718年，清朝派西安将军额仓特率兵数千进藏，因情况不明、准备不足，在藏北草原被准噶尔军围困，粮食断绝，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清朝朝野震动。康熙皇帝意识到若任由西藏被准噶尔军占据，西南、西北各省都将不得安宁，于是力排众议，于1720年再次出兵，以皇十四子允题为大将军，指挥清军和青海蒙古首领的军队一同进藏驱除准噶尔军，同时承认格桑嘉措，封其为“弘法觉众第六世达赖喇嘛”，并护送格桑嘉措到拉萨坐床。此时，拉藏汗的旧部康济鼐和颇罗鼐等人在后藏起兵，占据阿里和后藏的一些地方，截断了在西藏的准噶尔军与新疆的联系，前藏的贵族阿尔布巴、扎尔鼐等人也积极与清军联系，配合清军进兵。准噶尔军在清军大兵压境下稍作抵抗便仓皇逃跑，出兵时的七千精兵，逃回准噶尔的不到一千人。
清朝在驱除准噶尔军后，没有让青海蒙古首领统治西藏，而是建立了对西藏的直接统治，从西藏贵族中任命几名噶伦掌政，以康济鼐为总理西藏政务的噶伦。但掌政的噶伦之间很快产生矛盾，1727年，噶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人为争权夺利煽起内讧，戕杀康济鼐，并派人去后藏捉拿颇罗鼐。颇罗鼐闻讯后，立即意识到这是背离中央政府旨意的阴谋，在火速奏报朝廷的同时，毅然在后藏起兵，联合康济鼐之兄阿里总管噶西鼐等，率领后藏及阿里精兵数千人向阿尔布巴等人宣战。双方在江孜交战半年多，颇罗鼐攻入拉萨，在三大寺僧众的帮助下擒获阿尔布巴等人，奏请清廷处置。此时清朝派遣的大军抵达拉萨，经共同审核事实，将阿尔布巴等人处斩。清廷肯定了颇罗鼐的功绩，封他为贝子，任命他为首席噶伦，后来又晋封为郡王，由他领导西藏地方的行政。颇罗鼐之下，清朝还任命噶西巴·纳木扎勒色布腾和策仁旺杰两位噶伦，但地方大权由颇罗鼐一人总揽。
为防止准噶尔军再次侵扰和西藏统治集团的内争，1728年，雍正皇帝下令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到四川泰宁的惠远庙居住，还命七世达赖喇嘛之父索南达结进京，封其为“辅国公”，以防止他干预藏政，这是达赖喇嘛的亲属受中央封以爵位的开始。直到1735年准噶尔部的威胁解除，雍正皇帝才派副都统福寿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护送达赖喇嘛返回拉萨。清朝还于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在拉萨设立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直接监督地方政权，留驻藏清军二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通常驻藏大臣为两人，一为办事大臣，一为帮办大臣，既可商议办事，又能分别替换，始终保持有一位比较熟悉情况的大臣驻守西藏。此外，清朝还划定了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确定了西藏的行政范围。
颇罗鼐为医治战争创伤、安定社会秩序、解决生产凋敝、民不聊生、经济拮据的困窘局面，以及增强地方自身的防御作战能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在清朝驻藏军队的指导下，在拉萨北郊兴建了扎什兵营，分期操练了由骑兵一万人、步兵一万五千人组成的藏军。自此，西藏拥有了五千兵械较齐备且训练有素的军队，在西藏通往准部的各条道路上“严设卡伦，准噶尔自是不敢窥藏”，维护了西藏边境的安宁。他还整顿驿站，保证政令文书的传递，按照乾隆皇帝的安排接待准噶尔部经清朝批准派来的熬茶礼佛使团，受到清朝的嘉奖。
1747年，颇罗鼐去世，其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袭封郡王，总管全藏事务。然而，他上台后专横跋扈，结党营私，杀害驻守阿里的兄长，与达赖喇嘛不和，敌视驻藏大臣，阻断驿传军书，还设法与准噶尔部联络以争取外援。由于驻藏清军大部分已在1733年撤回内地，拉萨形势十分危急。1751年，驻藏大臣傅清、拉市敦抢先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诱杀，他们自己却被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的党羽杀害，驻藏大臣衙署被焚毁，钱财被洗劫一空，史称珠尔墨特那木扎勒之乱。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即命公班智达代理政务，捕获杀害驻藏大臣的凶手，安定拉萨局势，等待清朝派员进藏处理。清朝所派的四川总督策楞带兵入藏后，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帝深刻反省后认识到，过去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所以敢怀逆志谋反，是因为西藏“地广、兵强、事权专一”，“噶伦事务于事权极有关系”。因此，清政府为一劳永逸，决定以此次平乱为契机改革西藏地方政制，废除郡王独理专擅西藏政务的制度，规定由达赖喇嘛领导噶厦掌管西藏的政务，分权于一僧三俗的四位噶伦手中，这是僧人出任噶伦的开始。噶伦之间地位平等，遇事秉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指示共同处理地方各项事务，不得独断专行，同时由驻藏大臣监督管理。还将原属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管辖的藏北三十九族和达木（当雄）蒙古划归驻藏大臣直接管理。
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掌政不久后圆寂，清朝派章嘉呼图克图进藏主持寻访达赖喇嘛转世的事务，同时任命第穆活佛（丹吉林）为摄政，代理达赖喇嘛管理西藏事务。这是达赖喇嘛去世到新一辈达赖喇嘛掌政之间由清朝任命高僧代行职权的摄政制度的开端。经六世班禅参与，认定八世达赖喇嘛强白嘉措（1758—1804）。1777年第穆活佛去世，清朝派当时在北京雍和宫任堪布的策墨林活佛进藏担任摄政。这种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摄政共同掌管政务的体制在此时期逐步建立。1779年，清朝迎请六世班禅进京，1780年8月，六世班禅抵达热河，参加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大寿的活动，随后前往北京。10月底，六世班禅因病在北京黄寺圆寂。1784年，八世达赖喇嘛亲政；1786年，章嘉国师若必多吉去世，清朝召策墨林活佛回京，命济咙呼图克图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务。
扎什伦布寺的“甲纳拉康”内，六世班禅曾供奉祝颂“皇帝万岁”的牌位，这一举动深刻体现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紧密联系。而清朝乾隆帝赐给六世班禅的皇帝本人画像，以及后来赐给八世达赖喇嘛的皇帝画像，更是在宗教与政治层面强化了这种从属与认同的关系。
1788年，廓尔喀侵扰后藏的事件爆发。历史上的尼泊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巴勒布，指分布在加德满都谷地的巴勒布人生活的阳布（即今加德满都）、库库穆、叶楞三部。1768年，本属尼泊尔部落之一的廓尔喀人，乘巴勒布本国内讧之机，吞并了巴勒布三部，并迁都阳布。后藏与廓尔喀地域相连，经济往来密切，贸易中却不时产生摩擦与积怨。1788年，廓尔喀以钱币兑换问题和西藏地方“商税增额、食盐揉上”为借口，出动三千人马抢占了后藏边境的济咙、聂拉木、宗喀三处。乾隆皇帝命成都将军鄂辉、四川提督成德带兵火速驰援西藏剿办，又命理藩院侍郎巴忠以御前侍卫钦差大臣的官衔赴藏，与鄂辉、成德会商一切善后事宜。
在巴忠抵藏之前，后藏仲巴呼图克图等人已与廓尔喀私下和议，答应向廓尔喀赔款赎地。巴忠到拉萨后，一方面与鄂辉、成德会商，让红帽活佛谕令廓尔喀投顺，退回所占聂拉木等三处地方，并立具甘结，永不犯藏界；另一方面，他又私自遣使者与廓尔喀讲和。廓尔喀在得到西藏每年向其赔款300个元宝的字据后，撤出了占领的后藏地方。巴忠等人隐瞒实情，向朝廷谎报“已将聂拉木、宗喀、济咙等地方次第收复”“奏凯班师”，为廓尔喀第二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隐患。
1790年，廓尔喀派人入藏讨取“赎地”银，达赖喇嘛和噶厦拒绝支付，遣使谈判要求“撤回合同”，遭到廓尔喀拒绝。事情上报朝廷后，乾隆皇帝才知晓巴忠所报功劳皆为虚假。鉴于西藏形势危急，清朝派策墨林活佛再次进藏担任摄政，但其到拉萨仅数月，便于1791年3月去世。清朝随即命八世济咙活佛（功德林）担任摄政。1791年7月，廓尔喀以西藏方面爽约为由，悍然发动第二次侵扰西藏的战争，短短十几天内便占领了聂拉木、定日、萨迦、济咙等宗。红帽活佛因私怨（其为六世班禅和仲巴呼图克图的同母异父兄弟，不满仲巴呼图克图不分六世班禅遗产给他），竭力唆使廓尔喀兵抢劫扎什伦布寺。驻藏大臣保泰得悉事态后，慌忙将七世班禅移往拉萨，使其幸免于难。仲巴呼图克图则携带大量金银珠宝细软逃跑，其余济仲喇嘛、扎寺堪布及众僧等，在占卜师“不可与贼作战”的诓骗下四散奔逃，廓尔喀军趁机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唯有驻守日喀则的都司徐南鹏率领八十名清军，坚守日喀则宗堡，与敌交战，保住了城堡。
消息传至清廷，朝野震动，巴忠自知罪责难逃，投湖自杀。乾隆皇帝决定派遣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蓝察为参赞大臣，率领由满、汉、蒙、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多个民族组成的一万七千余人的大军，分三路进藏讨伐。在西藏人民的支援下，1792年5月，清军收复全部失地，将廓尔喀军驱逐出境。7月，清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廓尔喀境内，打到距阳布仅二十里之地。廓尔喀派大头人前来投降，放回被抓的噶伦丹津班珠尔等人，交出从前“贿和”的合同、服毒自杀（一说因病身亡）的沙玛尔巴骨殖及其妻子儿女仆人等，退还所有抢去的扎什伦布寺财物及班禅的金册等。乾隆皇帝考虑到当地节气较早，天气骤冷，若大雪封山，全军将士将陷入险境，故指示福康安接受廓尔喀的乞降禀贴及恭词请罪，令其签写“永不犯藏”之甘结，并定期纳贡。廓尔喀王接受了全部条件，还派人赴京呈进贡品多种。9月，福康安率大军从前方凯旋班师。
根据乾隆帝的指示，1792－1793年，大将军福康安与孙士毅、惠龄、驻藏大臣和琳等经过长期酝酿，拟订了有关治理西藏各方面的章程，报经中央政府核准后颁布实施，其中关于西藏地方政府遵行的部分，便是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藏文本）。
这一章程在行政人事权方面，明确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平等。所有噶伦以下的首领及办事人员、管事僧人皆为隶属关系，事无大小，都得禀明并服从驻藏大臣办理。噶伦、代本的任免升迁，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拟写两份名单，呈报大皇帝选择任命。其余前藏大小文武官员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委任，发给满、汉、藏三种文字执照。后藏官员依照前藏制度，由驻藏大臣和班禅协商委任，发给执照。
宗教监管方面，章程规定设置“金奔巴瓶”，嗣后达赖喇嘛、班禅及藏区各地呼图克图“灵童”的认定，须由驻藏大臣监督主持，将其名字、生辰年月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象牙签牌上，置于金瓶内当众掣出，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藏地各大寺院活佛人选，由达赖喇嘛、驻藏大臣及呼图克图认定，并发放盖有三人印章的执照。青海蒙古王公迎请西藏活佛，须由西宁大臣行文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赴外地朝佛的僧侣，也需领取护照方可通行，若私自前往，一经查出，将惩处该管堪布及札萨等主管人员。达赖喇嘛所辖寺庙之活佛、喇嘛及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寨落人户，一律详细造册，在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存一份。
军事上，设三千名正规军队，前后藏各驻一千名，江孜、定日各驻五百名，兵员由全藏征调。所征兵员造册两份，分别存于驻藏大臣衙门及噶厦。代本、如本、甲本、定本由驻藏大臣并达赖喇嘛择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并检阅军队。军队粮饷由地方政府筹办，交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发给。军队所需弹药，由噶厦派人携带驻藏大臣衙门公文，赴工布地方制造下发。
司法方面，对于一般案件的处理，“可以缘依旧规，但需分清罪行之大小轻重，秉公办理”。处罚犯人、没收财产等，必须登记，呈缴驻藏大臣衙门或报经驻藏大臣审批后才能处理。各地汉官、噶伦和宗本等，若有依仗权势，无端侵占别人财产，欺压或剥削人民的情况，可报告驻藏大臣予以查究。
外事方面，外事集权于中央，一切西藏外事交涉权统归驻藏大臣负责办理。西藏地方与外国行文，须以驻藏大臣为主与达赖喇嘛协商处理。廓尔喀人前来拜见，其回文须按驻藏大臣指示缮写。边境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指示处理。外藩所献贡物，给达赖喇嘛等人的来文须呈驻藏大臣查阅，并代为酌定回书，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不得私自向外藩通信，当外藩行文噶伦时，必须交驻藏大臣并达赖喇嘛审阅处理，不得私自回信。外国来藏商旅，必须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衙门，按其路线签发路证，并在江孜、定日两地派兵驻扎，检查路证。外人来拉萨者，须向边境宗本呈报，经沿途检查，将人数报驻藏大臣衙门批准。西藏到廓尔喀塑建佛像的人，也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限定日期返回。
财税方面，由驻藏大臣设置专门机构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不允许西藏流通邻国货币。西藏地方收支，统由驻藏大臣审核，每年春秋各上报朝廷一次。济咙、聂拉木两地抽收大米、食盐及各种物品的进口税，依原例办理。除非请示驻藏大臣同意，地方政府不得私自增加税额。地方税收、乌拉等各种差役平均负担，实有劳绩需要优待免除差税者，由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协商发给免役执照。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是清朝中央政府总结元以来历代王朝对西藏治理的经验，为行使对西藏的完全主权而制定的重要法律文献，标志着清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达到成熟和较完备的阶段。它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加强和发展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密切祖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巩固西南边防，防御外敌入侵，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以及改善藏族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等，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以太上皇身份接受出家戒和比丘戒，命画工绘制他身着袈裟的藏式唐卡，派专人送到拉萨。1798年，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殊胜寝殿（萨松南杰殿）内专门建造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像前还供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后来认定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的金瓶掣签仪式便在此举行。
1804年，八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清朝命济咙活佛继续摄政。1807年，摄政及广大僧俗向驻藏大臣请求，称寻访到的在四川邓柯地方出生的灵童确系“第八世达赖喇嘛转世，请奏明皇上，免于金瓶掣签”。经驻藏大臣奏请，以皇帝批准免予金瓶掣签的方式，认定了九世达赖喇嘛隆多嘉措（1805－1815），并于1808年在布达拉宫坐床。1811年，摄政济咙活佛去世，清朝任命八世第穆活佛任摄政。1815年，九世达赖喇嘛圆寂，年仅十岁。1818年，摄政等人仍通过驻藏大臣转奏，请求免予金瓶掣签认定他们在里塘寻访到的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被嘉庆皇帝驳回，驻藏大臣也因此受到申斥。按嘉庆皇帝的命令，另外寻访两名灵童，与里塘的灵童一起，于1822年举行金瓶掣签，认定里塘出生的灵童为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1816－1837），并举行坐床典礼。因八世第穆活佛在1818年去世，清朝命出生于甘南、在雍和宫任堪布的二世策墨林活佛出任摄政，此时的摄政便是策墨林活佛。
1830年，驻藏大臣兴科会同十世达赖喇嘛和摄政，派噶伦夏扎等人为清查人员，对各个宗谿的户口、差税、封地文书、免役执照等进行审核清查，编写成清册，呈报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审批后，下发各宗谿遵照执行。这是清代西藏规模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土地差税清查。1837年，十世达赖喇嘛圆寂，由摄政策墨林活佛组织寻访转世灵童，并于1841年举行金瓶掣签认定了十一世达赖喇嘛凯珠嘉措（1838—1855）。
就在同一年，西藏军民还击败了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支持的森巴军队对阿里的入侵。当时占据拉达克地方的印度锡克族森巴人大头目倭色尔带兵侵占藏境，夺据达坝噶尔及杂仁、补仁三处营寨。驻藏大臣孟保先命噶伦才丹多吉和代本比喜领兵一千三百人前往征剿，后又派藏族官兵五百名兼程增援。翌年初，战斗取得胜利，击毙包括倭色尔在内的森巴军官四十余人，歼灭敌兵二百余人，俘虏八百余人。拉达克头人及部落酋长纷纷献上兵器，达坝噶尔等地营寨及土地一千七百余里被收复，边境得以肃清。这是继反击廓尔喀两次入侵后，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西藏军民取得的又一次军事胜利，充分彰显了西藏地方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抵御外侮、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
清代前期的西藏，在中央政府的有效治理下，经历了政权更迭、制度完善、外患抵御等诸多历史事件，一步步加深了与祖国大家庭的联系。从固始汗时期的政权初建配资实盘网上配资炒股，到清朝各项制度的逐步确立与实施，再到西藏军民一次次奋起反抗外来侵略，这段历史清晰地展现了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中央政府及各民族之间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的深厚关系，也为后世西藏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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